黄慕兰

　　黄慕兰，又名定慧、彰定、淑仪。女，1907年出生，2017年去世。湖南浏阳县人，大学肄业，中共党员。1926年秋始，历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中共江西省委，中共中央暨南方局、北方局秘书兼机要交通员。1931年春，调任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抗日战争期间，在金融界和文化界兼任过不少社会职务，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42—1944年被囚重庆，后被营救出狱。抗战胜利后，在沪参加文艺和银联复兴工作。1950年任救济总会上海分会秘书。1955年，因错案长期受审查。1980年4月平反后，任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第六、第七届政协委员。

　　转入隐蔽的地下工作

　　1927年7月14日，希俨和我登上了由武昌开往九江的轮船。我们俩都化了装，希俨穿上了长衫马褂，像个绅士或商人；我梳了个巴巴头，装扮成一个家庭妇女。同船而行的还有教导团的几个干部，还带了一些文件。上船前，组织上特地关照过，在船上遇到熟人，互相都不准打招呼，装作不认识的陌生人样子。

　　在船上，我们曾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似乎对我们很注意。希俨的警惕性很高，就对我说：“下船后，不要直接去南昌，我们到庐山去‘玩’吧。”于是就设法秘密通知同行的人，让他们下船后不要和我们同行，赶快先去南昌报到。船到九江后，南昌有人来接，我们悄悄地告知来人，恐怕有坏人在盯梢，要想法子甩掉他们，所以我俩就先上庐山去了。

　　我们在庐山云中天饭店住了几天，经过观察，没有发现可疑人物，就赶紧下山，奔赴南昌，按预先的约定去江西大旅社报到。首先见到的就是陈潭秋同志。他对我们说：“你们来得正好。”他将党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情况告诉了我们，不过没有讲具体的日期。他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陈潭秋担任地下的江西省委书记，宛希俨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我和陈潭秋的夫人徐虔直任省委的秘书，徐管内勤，负责人事、文件档案和财务开支；我管外勤，接待上面来自中央、下面来自各地的交通员，并兼省委的机要交通员。因为要从事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组织上吩咐我们四个人在南昌不要公开露面，不参与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活动。我们就按照中央的决定开始筹备建立地下省委的工作。从妇女部长到省委秘书，从轰轰烈烈的公开的群众运动到充满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我的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性的转变。

　　我们开始筹备建立地下江西省委的工作。南昌城里有对姓徐的老夫妇，开了一爿酱园店，子女都是我们的党团员，我们就把省委机关建立在这家酱园店内。酱园店前面是店铺，中间是二老住的房屋，后面是放晒酱缸的院子，都是他们自己家的房子。虽说店面不是很大，也具有中等的规模。潭秋和希俨分别化名为徐国栋、徐国梁，算是两老的侄儿，但因为两人的年龄和相貌相差很大，所以就以堂兄弟相称，身份都是徐家的合股人，即“股东老板”。陈潭秋留了小胡子，手里拿着个水烟筒，俨然像一个从乡下逃难来的小地主。我和徐虔直都是家庭妇女的打扮。那时我已怀孕了，但是并没有雇用保姆，除了由徐老太帮我们烧饭以外，洗衣服和清洁卫生等各种家庭妇女所必须做的事，都是我们两人自己动手做的。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到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我们的工作方式完全改变了，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我的具体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与共青团江西省委保持经常的联系。最早跟我联系的团省委书记叫“王麻子”，名字不记得了；团省委秘书长是饶漱石；还有一位同志叫曹策。我和他们约好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每星期见一次面，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在见面时转递的。凡是中央发来的文件，我们都要再重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团省委。抄写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我们用写小字的毛笔，蘸了米汤水写在线装书的纸背面。看文件的人用碘酒在上面一涂，淀粉和碘起化学作用，字迹就显露出来了。米汤水不能太浓，太浓了写在反面就会在正面渗出痕迹来。毛笔也不能太粗，太粗了写在背面也会在正面看得出来。写好后再把书重新装订好，压平。此外，还要看文件的长短和带文件的交通员打扮的身份，灵活决定如何写。记得有一次要把文件送到上海去，交通员的打扮比较“洋”气，我们就不能将文件密写在线装书里，那样与他打扮的身份不符，容易引起别人怀疑。于是，就改为写在《圣经》里面，但《圣经》很厚，拆开后很难重新装订恢复原貌，只好用钢笔蘸米汤水写在字缝里，字就写得更细小了。本来我是不戴眼镜的，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由于经常晚上埋头在煤油灯下抄写文件，所以变成了近视眼，所幸度数不是很深。

　　做交通工作的人，最要紧的是记忆力必须非常好，告诉你某人住在哪里，姓甚名谁，身材长相有什么特征，接头暗号是什么，都要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交通员还必须十分机警，随时随地都要注意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情况有异，就要设法灵活应变。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指定的交通站去接头。这个交通站设在一个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弄堂口就可以看见交通站的窗户。按原先的约定，窗口必须摆一盆花，如果窗口没有这盆花，就表示那里已出了问题。我是下午去的，天还没有黑，不但看见窗口没有盆花，而且房间里开着电灯。我觉得不妙，不敢贸然闯进去，就到隔壁弄堂里去打听。正好遇见在医院里的一位护士，是熟人，她一见面就对我说：“哎呀，昨天我们可吓死了，来了很多军警，把隔壁楼上一个人抓走了……”我装作若无其事地与她闲扯了几句话，到公园里去兜了一圈，然后坐人力车回家，并马上向陈潭秋同志报告。潭秋同志说我做得好，应该这样机警才能确保安全，避免危险。

　　省委同志平时讨论工作时，我们做秘书的不作记录，以防敌人突然来搜查会泄露机密。有时中央有重要同志来省委开会，就把麻将牌和筹码摆在桌上，装作打麻将的样子。徐老夫妇俩在前面店堂里望风，如有军警或陌生人进来了，他们就大声地咳嗽几下。我们听到后就正式搓起麻将来，即使是摆摆样子，也要故意弄出声响来，以免露馅。徐老夫妇对我们很好，真的亲如一家人，有时我晚上抄写文件要到天明，他们总是把煤油灯点得很亮。为让我专心工作，他们不睡觉，默默地守夜，做好保卫工作。

　　早在南昌起义前，我们党已经估计南昌城是守不住的，因此起义胜利后没有几天，起义部队就根据中央的预定计划迅速撤离了南昌。部队转移后，我们留在南昌的地下江西省委工作非常紧张，也是非常危险的。敌人封锁了四面的城门，在城内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大搜捕，看到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走。陈潭秋同志非常沉着，善于应变，他见我年轻，又怀了孕，怕敌人搜查问话时我会脸红心慌露出破绽，就教我只管低着头，不要看军警，装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当一回事的镇静样子。军警来时，我只要低着头干活不出声，由他一人来应付。陈潭秋同志的身份是店里的股东老板，遇到敌人向他查问店里的账目和资本情况，他都能对答如流，一副小老板的模样。搜查的军警还要进入住房内，到处查看有无可疑形迹。他们盘问人时却很认真，你必须十分镇定，从容对答，否则一慌张，或回答时颠三倒四，就会引起怀疑。

　　闲暇时，潭秋同志给我们讲了许多他的革命活动和经历，如在共青团安源地委任委员长时的工作经验、他所熟悉的党中央领导人的事迹，特别是对周恩来同志所表示的崇敬之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揭露和批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许多动人的历史故事。从这些闲谈中，我们向他学了很多知识。1927年11月11日，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潭秋同志还写了一篇稿子，表扬鼓励我，说我一点都没有小姐架子，而且很快就适应了地下工作的新环境，言行举止都没有让人发觉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可能正是这个鉴定，成为一年后调我到中央工作的渊源吧！

　　在上海任党中央秘书

　　1928年5月，我的丈夫、年仅25岁的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宛希俨，在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不幸壮烈牺牲。12月，我接到党中央调令，离开南昌，去上海工作。与我同船由江西去上海的，有江西团省委的饶漱石，他是被调到团中央去担任秘书长的。我在江西省委工作时，因工作的联系，经常与他见面，但只谈工作。

　　我到上海后，被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我是做记录的秘书，同时还兼任党中央的机要交通员。这段时间里，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陈潭秋调到中央组织部当机要秘书，成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我之所以被调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就是陈潭秋同志向党中央推荐的。我在江西跟陈潭秋同志一起工作时，看到他经常在账簿上画个圈圈或其他符号，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模仿古人结绳记事的方法，自己所创造的速记符号，利用账簿上每天的日期，把那一天里的重要事情用圈、叉、十字等符号记下，便于以后追忆。我到中央书记处当秘书后，就学习他的这种速记方法做会议记录，会后再整理成文字稿，送主持会议的负责同志审定。

　　我还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那时负责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是吴德峰（中央交通局局长）和龚饮冰同志。在大城市里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大多以女性为主，因为她们便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化装成各种身份的妇女，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到山区农村根据地去的地下交通员，则以男同志为主，久在城市生活的女同志化装成农妇总不大像。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又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同志。贺昌是山西离石人，共青团五届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上和关向应同志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长身玉立，才华横溢，很受大家的钦佩。他也知道我曾在武汉工作过。这次见面后，他首先提到希俨的牺牲是党的重大损失，并劝慰我不要过于悲伤，务需节哀……那时，他虽是中央委员，但并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是经常受中央的委派，去湖南、湖北等省视察各地工作，来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时，就住在旅馆里。我记得他住的是孟渊旅社（后来改名为申江饭店），因为那家旅社里的工友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住在那里比较安全。我是中央的机要交通员，对各省来找中央的都有接触。贺昌同志来上海时，我也常送文件到他所住的旅社里去，彼此就逐渐熟悉起来。

　　有一天，他直率地问我：“慕兰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你结为革命伴侣呢？”我点了点头说：“这事容我向组织上汇报请示后再来决定如何？”他说：“是应该如此慎重对待，我等待着你的答复。”

　　我反复考虑后，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恩来说：“很好，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就这样，我们经组织上的批准，也没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就在旅馆里共同生活了。

　　贺昌和关向应都是参加建团工作的，在安源工作时，跟李立三、刘少奇、陈潭秋等都很熟悉，他特别敬佩周恩来同志。因为那时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但论实际的德与才，他是不胜任的。那时，党中央是实行集体领导的，而主持实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同志，他不但有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在党中央工作的李富春、邓小平是在旅法勤工俭学时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国后，先后参加了中央的工作，贺昌跟他们也都有过工作关系。这些领导同志跟我们两人都相识，都很赞同我俩的结合，所以我俩结婚后，同志们都纷纷向我俩表示祝贺。

　　只有饶漱石知道此事后对我冷嘲热讽。有一次他挖苦我说：“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我听了后，实在忍受不了，心想我黄慕兰就是不跟贺昌结婚，照样也能独立工作，难道我结婚是为了攀高枝吗？所以当即就反驳他，说他讲那些话是他个人主观主义的胡说八道，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争执了一番后，便不欢而散。回来后，我仍然很生气，跟领导讲了此事，并提出今后不愿意再做与团中央联系、与饶漱石接头的工作了，请中央另外换一个人吧。但当天我没有遇见周恩来同志，没有向他直接汇报。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又开会，没能提起这事。会议之后，我坐人力车回家路上，还在独自生闷气，老想着饶漱石这个人没有道德观念，对妇女干部不尊重，把人老是往坏的方面去推测。这样的讽刺挖苦，可以说我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还没有碰到过……越想越难过，下车时一不留神竟把小皮包忘在了人力车上。皮包里虽然钱不多，但有一本会议记录簿。等到想起时，人力车早已不见踪影。

　　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沿着来路去追赶。我当时住在新闸路，而政治局开会是在南京西路上自己人开设的古董店的大楼上。我一路追到那里，却没有追到那辆人力车，心里真是又急又悔，难受极了，六神无主地从南京西路一直走到外滩，坐在黄浦江边的铁椅子上，不由得回想起许多往事：为什么女同志出来参加革命还要受这种冤枉气呢？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我与贺昌的结合都表示热烈祝贺。没想到这个饶漱石的胸怀这么狭隘，对革命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讽刺打击呢？想当初，我和贺昌的结合，自己是经过慎重思考的，又得到恩来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他饶漱石凭什么要污辱我人格，损伤我的自尊心……就这样东想西想的，更加勾起我对希俨的怀念，从而对自己命运的波折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忍受不了的苦闷情绪。最使我懊恼的是：我从小事事争先，从没犯过错误，换过许多岗位，领导都很看好我，这次调任秘书，更是天大的信任和培养，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昏头昏脑地把记录本遗失在车上。

　　虽然我记的符号谁也看不懂，但是出了这么大的差错，肯定要受批评、受处分。就是领导能原谅我，自己也觉得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实在无颜面对领导和贺昌。于是就产生了轻生的糊涂观念，心想算了算了，满腹的苦闷，无处申说，干脆了此一生算了。这样一闪念间，就纵身跳入了黄浦江中，只图一死了之。那时还是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我身上穿了件薄薄的丝棉旗袍，在水里载沉载浮，结果被水上公安局的警察发现，打救了上来，送到救济灾民的一个济良所暂时安置。在那里我编了一套情节，结果第二天，在《申报》的“本埠新闻”栏内，就登出了“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的报道。恩来同志一看到这则报道，立即联想到昨天我没有回家，至今不知下落，而报道中所说的“表哥”姓名，又正是地下交通员张国华的化名，判断这个投江的“妙龄女郎”十有八九就是我。又等了两天，我还是没有踪影，就越加断定这女郎就是我了，于是在报纸登出报道的第三天，叫张国华以我“表哥”的身份，到济良所把我接了回来。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听我汇报了这件事情前后经过的大体情况，就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认为我的小资产阶级尾巴还没有完全割掉，没有彻底改造好，要务必加强党的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和对革命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念，要下工夫努力学习和工作，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恩来同志严肃亲切、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使我心中豁然开朗，永志不忘。

　　担任营救部长，营救关向应出狱

　　1931年1月间，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因“左”倾错误的影响，已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地下党处于十分危急之中，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非常艰巨繁重。专门负责营救工作的党的外围组织互济总会刚于1930年冬开过代表大会，调整了领导班子，新任书记戴晓云。互济总会在徐家汇附近开设了一爿店，作为与在龙华监狱里关押同志们的秘密联络点。因为我曾在龙华坐过牢，党组织1931年1月决定，调派我担任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这是时任特科二科科长的陈赓同志征求贺昌意见后共同提名，经周恩来同志批准的。

　　贺昌向党中央推荐我之外，还推荐了潘汉年同志。大革命期间在武汉时，潘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工作过，我们有过工作关系。潘虽然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但贺昌跟其他同志从南昌撤退来上海时，身上连一文钱的路费也没有，极为困窘，半路上碰到潘汉年。他很机智勇敢，单枪匹马地闯到一个土豪家里，用短枪逼着土豪强“借”路费。那土豪不知他带了多少人马来，吓得乖乖地拿出了一笔钱。这样就解了贺昌他们的围，得以平安地抵达上海。自此以后，贺昌就觉得潘汉年很机智勇敢，适合留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因此就把潘汉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与我一起推荐给中央，留在上海从事以营救难友为主的地下工作。中央经过研究后，采纳了贺昌的建议，决定将我们的组织关系定为单线联系，并确定由我负责对外联络，潘汉年负责对内联系。我在北伐时社会活动的经历，有助于向党外开展上层联络，加之经过几年地下工作锻炼，提高了应变能力，具备了担任营救部长的条件。这是中央和贺昌同志对我的鼓励和信任。

　　党交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营救关向应同志。

　　关向应，1902年生于辽宁金县，1925年参加共青团，是大连市第一位共青团员。其后入党，六大当选中央委员直接负责领导共青团的工作。1930年与周恩来等同志同为军委常委。周离开上海时关任军委书记。1931年顾顺章叛变，仓促之间未及通知关向应，关不幸被捕，但是并未暴露身份，周恩来闻知此事十分着急，即令陈賡迅速了解有关情况。尽快将关向应营救出来。

　　关向应跟贺昌从建立共青团的时候起就一直并肩战斗关系非常亲密。贺昌听到关向应被捕的消息后十分焦急，在家里三天三夜很少说话，更无笑容，只是长吁短叹。

　　为了营救关向应，组织上还为他物色了一位辩护律师，叫陈志皋。因为此人对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有着非同一般的重大影响和关系，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对他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情况作一个比较详尽的叙述。陈志皋，浙江海宁人，是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即清朝康熙、雍正年间著名的陈阁老陈元龙的后代。这个家族在数百年中出了不少高官，也出了不少文人，只是家产并不丰厚。陈志皋的父亲名陈其寿，号介卿，曾为清廷二品大员。老先生在上海法租界做过十八年的会审公堂刑庭庭长，是一位很开明的法官，这时已告老退休。他任职上海法租界时，主持正义，开释过坚持民主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为此，孙中山先生曾亲笔给他写过感谢信。辛亥革命前，黄金荣在苏州涉及命案，应判死刑，陈老先生正在苏州做官，认为黄是出于帮会中的“义气”而代人受过，没有判黄死刑。到辛亥革命爆发，牢监里的犯人乘机一哄而散，全部获释。不久，黄金荣就到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事，先是做一般的探员，后来做到督察长，成为上海帮会“大亨”，蒋介石也曾拜在他门下。也巧，陈老先生这时也调到法租界任刑庭庭长，事实上管着巡捕房里的人，也算是黄金荣的上司。因为这样的双层关系，黄金荣口口声声称陈老先生为“恩公”，每年都去陈家拜年，就连当律师的陈志皋到法租界巡捕房去办案时，黄见到也是很客气地称他为“二少爷”。可见陈家在上海滩是很有影响的。

　　陈志皋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有左倾思想，参加过罢课活动，后来转到上海法学院求学。上海法学院的教师、学友褚辅成、沈钧儒、李剑华、宋渊如等，都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所谓“近朱者赤”，陈志皋跟他们经常接触，受到熏陶；尤其是沈钧儒先生，既是师长，又是表兄，对陈的影响很大。未毕业前，他曾主动请父亲保释过被捕的同学、共青团员施蛰存，戴望舒和杜衡。这三人后来均为著名文学家。

　　当时上海人都很讲排场、要面子，志皋1930年毕业后挂牌当律师时，陈老先生为了给他拉场面，特意在鸿运酒楼大开筵席，广请亲朋好友，许多政法界、金融界等社会各界的名人都来捧场，有的还跟金老先生是金兰八拜之交。一些机构纷纷送老先生“法律顾问”的头衔。有这样的背景和地位，打起官司来自然很“吃得开”。所以陈志皋刚挂牌做律师，许多人就恭维他，称他“大律师”。陈志皋出入办案都坐小轿车，完全是大律师的排场。陈家跟互济总会也都有过工作联系，我就是通过互济总会介绍，辗转认识陈志皋的。这些看起来像是朋友熟人互相辗转介绍结识的交往过程，实际上都是党组织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后有计划、有步骤的部署。

　　正因为陈志皋的家庭背景和身份，特别是他本人的思想傾向，非常适合于开展营救工作的需要，所以组织上要我出面去请他担任关向应的辩护律师。我扮成上层妇女去找陈志皋，对他说我是个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的人，丈夫是已经牺牲了的著名共产党人宛希俨，并且留下了一个遗孤交由家人抚养，自己是到上海来找职业的。这样表明自己的身份，就是要让受委托的律师知道我是个革命妇女，对他没有什么隐瞒，以便互相间建立起必要的信任。我还对他说，我的父亲黄颖初是湖南知名人士，当年曾经帮助谭嗣同整理编撰《仁学》，并支持变法维新。家里是个小地主（这是冒充的，其实不是），要营救的人是死去的丈夫宛希俨的好朋友，又是我的姑表兄。他到上海来做小生意，不知为什么，被当做共产党而被捕了。但他确实不是共产党人，所以两家的亲友们都要我想想办法，无论如何要搭救他。我最后说:“早就听说陈老太爷、陈大律师都是很开明进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请千万费心帮忙，开释这个被冤枉了的无辜之人。”陈志皋听了我的申述后，接受了这个案子，并约定时间，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父亲，争取获得老太爷的同情和支持，以便运用其影响力迅速解决此案。

　　因为听说黄小姐的父亲当年曾跟谭嗣同一起整理过《仁学》，支持过变法维新运动，陈老太爷对谭嗣同充满崇敬。因此，我第一次去陈志皋家的时候，就先对我有了好感。陈志皋对老爷子说，黄小姐的表哥是个小商人，被当局误认为是“共产党疑犯”而抓起来了，她就是为此事来求助的。老太爷听后，很开明地说:“这年头，把辛亥革命的成果都送掉了，连年军阀混战，到处苛捐杂税。共产党，共产党!哪有那么多人愿意冒着丢脑袋的危险去做共产党啊?还不都是给那些新军阀和贪官污吏们逼的吗?官逼民反嘛，很正常!”就这样，我得到了陈老太爷的认可，这对陈志皋接办此案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于是，他借着父亲的名义和关系开始去疏通法官的工作。

　　审理关向应一案的法官叫赵韵逸，是位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年轻人，后来转业到龙华，当上了法官。他家里和陈家老太爷大概也有世交关系，所以老太爷一个电话就把他约来了。陈老太爷让陈志皋通知我到他家里一起吃午饭。席间，老太爷自己开门见山地对赵法官说:“这位黄小姐是我的干女儿，她父亲黄颖初当年是谭嗣同的幕友，为他整理过《仁学》。她的表兄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什么在上海被当做共产党嫌疑给抓起来了。可能你们抓人了吧?有什么证据吗?口供怎么样?”那法官说:“没什么证据，他自己也说是个经商的。”老太爷就说:“是啊!没有证据怎么就乱抓人呢?这个案子是志皋接办的，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放了他吧!”那法官忙说:“陈老伯，我回去再看看案卷。您的吩咐，我一定尽力照办就是了。”

　　饭后，我赶紧把这些情况向组织上汇报，大家听了觉得大有希望，都很高兴。同时，我也向组织汇报了陈老太爷突然宣布我是他干女儿的事。组织上认为认了这份干亲，有利于掩护我的工作，就为我备了一份厚礼，择定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老太爷生日那天，到陈家正式行拜见干爹干妈的大礼。老太爷很欢喜，就吩咐大哥大嫂以他和老太太的名义，在鸿运大酒楼摆了三桌酒席，宴请陈家的各房亲戚。席间，由陈志皋和他的大哥大嫂介绍我跟大家见面，正式宣布我是陈老太爷和老太太的干女儿。陈家在上海的亲戚，如与老太爷同为公共租界法官的七姑父（姓韩）和八姑父（姓李），以及与志皋同辈的许多亲友都到场祝贺。后来在我的营救工作中和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大家庭的诸多亲友，都帮过我们不少忙，起过重要作用。

　　过了些时，龙华监狱通知陈志皋的律师事务所，说可以保释关向应出狱了。我跟陈志皋坐了小汽车去接关。陈志皋办了手续、盖了图章后就把关向应同志保释出来了。我因不知道司机可靠不可靠，在车子里，只向关介绍了此案的经办律师陈志皋，没多说别的话。关向应同志因为在狱中已经知道组织营救的情况，就连连向陈志皋说：“谢谢，谢谢！”车子一直开到早已订好房间的东方饭店，潘汉年替向应买好的里里外外的衣衫也已放在房内。陈志皋没有下车，在东方饭店门口就和我们分手了。

　　关向应由潘汉年接走，住到地下党的秘密招待所里，不久就由吴德峰派人护送他去了湘鄂边苏区。他后来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长征途中，他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在陕北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后，曾先后任八路军一二○师政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届中央委员。

　　发现并报告向忠发叛变，保护了中央首长的安全

　　1931年深秋一天下午大约四点钟光景，陈志皋约我在东华咖啡馆喝咖啡，我们两人坐在咖啡馆里闲谈，正巧碰见他在徐汇公学时的同班、同寝室好友曹炳生。徐汇公学是一间监管很严的天主教会学校。毕业后，曹一直继续在学法文，后来就考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当翻译。看见曹炳生走了进来，陈志皋就立即起身跟他打招呼，两个老同学嘻嘻哈哈地握手拍肩，十分亲热。我只是很礼貌地跟曹点点头打个招呼。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陈志皋问：“小曹，最近巡捕房里有什么新闻吗？”曹炳生小声地回答说：“有啊！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是悬赏了十万块钱才抓获的，这赏金真高呀！”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他俩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说着话，我面不改色地用茶匙搅拌着杯里的咖啡，装作一副对这种事漠不关心的样子，不插问一句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接着曹炳生又说：“咳！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后来，他俩又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就不再用心旁听，紧张地暗暗琢磨起来：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那是谁呢？我开始在心里琢磨，把自己所知道的、敌人会悬赏十万元的、湖北籍的党中央领导人，一个个地排着队数过去。董必武？既不是酒糟鼻子，也不是九个手指头。陈潭秋？没金牙，不像，也不可能……究竟是谁呢？忽然间我想到了向忠发。他在武汉当码头工人时就很爱喝酒，是酒糟鼻子。他镶了满口金牙，有个手指被别人砍掉了一点，看起来好像只有九个手指头。大革命失败后，他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那时党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因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已被撤销职务。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共产国际在选拔干部时片面地强调工人成分，推荐向忠发。他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党内习惯上仍称“总书记”）。但向忠发没能力主持中央工作，他文化水平不高，又沾染上流氓无产者习气。仔细一想，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就肯定是向忠发了。

　　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得赶紧设法向党中央报告。心里尽管急得要命，可是脸上还是不能露出声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两个好朋友东拉西扯地闲谈了一会儿，曹炳生就急着要走了。陈志皋说：“你不是刚下班吗？为啥急着要走呢？我们一块去喝两杯酒、吃顿便饭吧，吃过饭再一起去大光明看电影。你看，我已经买好了这么多票子，有你一张。”曹炳生叹口气说：“唉，我哪有你这位大少爷这么清闲享福啊！晚上还要值夜班，我们吃公事饭的人可是身不由己呀！”说着就道别匆忙地走了。我反正早已有准备，每当我不想陪陈志皋一起外出应酬时，就装作头痛，于是当即对陈志皋说，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吃饭和看电影都去不成了。陈志皋是一个真正能以礼待人的世家公子，他信以为真，就用小汽车送我回家，途中还下车去西药房买了些阿司匹林药片。

　　回家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楼上的潘汉年同志，告诉他我有极其紧急的事要当面告诉他。潘汉年很快就来了，我把听到曹炳生讲的那些话复述了一遍，并说：“因为我托陈志皋营救关向应，他刚才问曹炳生巡捕房有什么新消息，本来是有意问问关向应一案的进展情况，不料曹炳生竟在无意之中说出了这样一件大案。我数来数去符合曹炳生所述那被捕人特征的只有向忠发了。”潘汉年说他也认为会是向忠发。我又说：“听曹炳生的口气，向忠发坐了电椅子后吃不消，很可能已叛变，说不定今天晚上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呢！”就催他赶快去向党组织紧急汇报，他就匆匆离开了。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是由康生负责的。潘汉年离开我的住所在街上转了几圈，确认身后没有盯梢的“尾巴”后，就立即去找康生。康生听后又立即向实际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同志叫他马上通知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约定转移到都城饭店暂时避一避。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家里，一般都是不藏文件的，有些紧急的、带在身边的文件，都马上烧掉，把纸灰丢进抽水马桶冲掉。到晚上十一点钟左右，这些领导都穿着西装，扮成商界大老板的样子，大摇大摆地住进了法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一点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

　　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在晚上通宵营业的，打着竹板沿街穿巷地叫卖。人们一听“嘀嗒、嘀嗒”的竹板声，就知道是卖馄饨的来了，纷纷开门出来买馄饨当夜宵吃。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恩来和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到夜里一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恩来家的门闯进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恩来家只有三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给向忠发（他是总书记），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所以，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恩来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而不会是别人。但他一看恩来没能抓到，就联想到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得知风声转移了，也就没再到李富春家搜捕，而是直接扑向就在附近的党的地下印刷厂——红旗印刷所。这个印刷所公开挂有招牌，有正式的营业执照，跟外面也有印刷业务的生意往来。一楼是（地下党的）红旗印刷所，二楼是同志们的宿舍，三楼是秘密印刷《红旗》杂志的工场。那天晚上因情况紧急，我们来不及通知印刷所，就被向忠发领着巡捕破坏了，还抓走了好几位同志。装扮成挑馄饨担小贩的特科工作人员向康生汇报了以上情况后，党中央就确认向忠发是叛变了。

　　第二天，康生和潘汉年坐了小车来找我，说是恩来同志要召见我。一进门，恩来同志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慕兰，慕兰，你真不错呀！听听你的汇报吧。”他详细地询问了经过情况，离开前，恩来还表扬了我，说我工作认真负责，有高度的警惕性，如果不是注意到曹炳生讲话的内容，又仔细分析判断，果断采取措施，而是跟着陈志皋去吃晚饭、看电影的话，那么包括他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就早都被捕受难了。他还连连夸我头脑冷静，灵活机警，分析正确，说：“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合，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他还嘱咐我，一切公开的活动都通过陈志皋出面，自己尽量不要出面，只做他的幕后参谋，千万小心谨慎，一定要想方设法隐蔽好自己，抓牢陈志皋，做好工作。

　　没几天，陈志皋从曹炳生那里打听到了有关情况，立即告诉我说：“唉！这家伙注定该死。原来抓住他的人，打电报给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说是已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蒋介石立即回电指示‘就地正法’。审讯他的人接着打去第二个电报，说向忠发已自首投诚，并帮助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印刷所，还抓到了一些共党分子。还没等蒋介石的第二次回电指示，那收到蒋介石第一个电报的人，为了抢先邀功领赏，就马上将他执行枪决了。这种人真是活该要死的。”我听了以后，表面上不动声色，装作一旦好奇心得到满足，就再也没什么兴趣似的。心中却不禁十分高兴，因为向忠发既已叛变投敌，他受不了敌人的威胁利诱，肯定还会继续出卖党的机密。他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党内的事差不多全都知道，对于这样的叛徒实在是防不胜防的。如今敌人为了争功，抢先把他杀了，倒是帮我们堵住了这个大缺口。

　　自从得知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对在上海的所有地下组织都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很多原先使用过的地方都转移搬了家。

　　（摘选自《黄慕兰自传——最美红色女“特工”亲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