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余次调研活动聚焦找准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点 15位常委、委员围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问题现场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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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以来，市政协经济委员会聚焦找准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点，组织开展调研20余次，梳理分析浦东基层企业、园区普遍关注的问题，提出具体解决路径建议。3月28日举行的常委会议上，徐建民、董卫民、蒋颖、马驰、屠海鸣、马须伦、施惠良、张毅、谈剑锋、赵丹妮、倪闽景、蔡友铭、卢慧文、王国平、李昕欣等15位常委、委员围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抓住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机遇、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加快国际航空枢纽港建设、推进科教协同战略、提升法律服务业水平、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等建言献策。

找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点

徐建民（市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

　　浦东在28年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经济和社会的高起点、跨越式发展，使浦东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浦东率先探索出的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园区、自贸试验区等发展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的成功范例，是引领上海改革开放的重要标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浦东如何加快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结合调研，提出以下几方面思考和建议：

　　一、要认清浦东新一轮改革开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要始终坚持以开放促进发展、以开放倒逼改革。浦东最大的优势是开放。浦东要继续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必须牢牢把握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特点、新转变、新机遇，切实把解放思想和体制创新的改革精神，落实到新的创举上。

　　要亮明我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鲜明态度。着眼于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目标定位，依托自贸试验区和“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的作用，主动代表中国深度融入和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

　　要把握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深刻内涵。要借助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等国家战略，聚焦高水平全方位开放、投资贸易和服务贸易整合、联动，注重法制规则等要求，率先建立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形成具有浦东特色的“中国方案”，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二、要正视浦东当前改革开放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在调研中，开发区和企业普遍关注的问题有：

　　浦东扩大开放的领先度在减弱。一些外资企业反映，虽然自贸试验区率先在浦东试点，但其扩大开放的领先度不断减弱，负面清单虽经过几轮缩减仍还太长，与国际惯例相比有差距。自贸试验区部分创新措施局限于试点企业，覆盖面不够。一些领域的准入门槛依然较高，开放中“大门已开、小门未开”的情况较普遍，出台的措施有些因实施细则跟不上而缺乏操作性。

　　企业对政府服务效率提升的获得感还不够强。有企业反映，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工商变更的流程和时间并没有同步调整到位，尤其对创新型科技企业需要密集融资、频繁变更股权带来不便。“放管服”中的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和体系有待提升、完善。“互联网+政务服务”流程还有待优化，部分政务服务的在线化、智能化水平有待提高，“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改革仍然艰巨。

　　人才政策供给跟不上人才实际需求。企业反映，生活工作在浦东的海外人才，不同程度地面临居住、出行、看病、就学、收入汇兑以及证件办理等方面的困难，获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渠道较少，不利于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国内人才引进方面，上海的人才落户打分和住房政策不能较好体现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需求，导致一些紧缺的专业人才望而却步。

　　三、找准推进浦东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着力点

　　进一步解放思想，勇当“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领头羊。要遵循习总书记“上海要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当好标杆”“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要求，进一步激励和提振干部的精神状态，消除普遍求稳、冲劲不足的现象。坚定不移地做深做透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找准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着力点。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有：研究梳理目前需要突破和遵守的投资贸易规则；根据我国现有改革进程，应授予浦东自主改革扩大开放的自主权；以国发〔2017〕23号文为依据，自贸试验区相关政策与浦东及全市的改革联动；自由贸易港建设要素及政策法规储备；优化符合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整体营商环境。

　　抓住历史机遇，探索推进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以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为主要抓手，以争创自由贸易港为重要突破口，以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为着力点，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改革方向，完善商事登记制度、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准入制度、完善要素货物跨境流动便利化的贸易监管制度，建立健全贸易服务体系。要充分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两大国家战略融合发展”的独特优势，着力拓展FT账户实施范围、依托金融法院建设，进一步提升浦东作为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以金融促开放。

　　完善政府管理服务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紧紧围绕“放管服”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效能提升。聚焦重点领域的政府管理流程再造，深化“证照分离”改革，突出制度供给，特别要大力推进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体制和社会信用体系。健全改革“纵向协同”和“横向协调”机制，推动改革上下联动协同，强化改革顶层设计，推动制度创新系统集成。

　　加强法治体系建设，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加快对现有不适应改革开放要求的法规规章进行梳理，争取部分领域的地方性立法权或等效授权，推进相关法规规章完善。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问责，完善行政执法管理制度，研究解决企业“注册容易注销难”等顽疾，提升市场环境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建设知识产权保护高地，构建多元化、国际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信用惩戒制度，为浦东扩大开放提供高水平的法治保障。

　　深化完善人才服务体系，打造国际人才高地。坚持以政策为导向，贴近人才实际需求，下大力气破除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人才政策综合服务平台。重视人才高地和产业高地的对应性，引导高端产业在浦东聚集，探索建设国内外人才与产业对接服务平台，提升人才精准服务水平。

　　对比28年前，浦东在特定历史阶段、特殊区域采取特殊措施的开发开放，今天的浦东要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机遇大于挑战。因此，浦东率先深化改革开放要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争取中央将更多深化改革试验的事权下放、更好地厘清浦东新区与市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并尽快建立一套针对干部和企业勇于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和激励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以浦东为龙头，引领上海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解放思想是真正动力

马驰（市政协常委、上海社科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与浦东开发开放28周年，40年与28年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浦东开发与建设，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邓小平对浦东的开发开放发表过一系列真知灼见。他曾指出“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在邓小平的关怀下，经过28年的开发开放，浦东新区已成为上海新兴高科技产业和现代工业基地，成为上海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中国1990年代改革开放的重点和标志。

　　浦东开发开放端赖于解放思想！我们应该铭记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做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思想解放的动员令，也是改革开放的动员令。当年浦东开发开放本身就肩负着突破旧体制、构建新体制的使命。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期，“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进浦东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是党中央对上海的重托。为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汇聚磅礴力量，动力从何而来？惟有解放思想。为此，我们建议，谨记邓小平的嘱托：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从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敢闯敢试的勇气和信心，继续解放思想，居安思危，在改革体制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和增强开放信心等方面大胆作为，为浦东实现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重铸辉煌。

让中博会为浦东提供新动能

董卫民（市政协常委，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局长）

　　今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办。这必将为浦东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的强大动能。浦东除了要全力以赴配合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外，还要抓住机遇，提前布局，承载好博览会的溢出效应、带动效应。

　　第一，在让产品和服务“进得来”上做文章，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进口博览会集中展示进口商品和服务，解决的是“看得见”的问题。但从“看得见”到“进得来”，中间还有很多政策关要过。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至今已是第5个年头，浦东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先发优势、制度优势、营商环境优势都很明显，应该主动去探索解决博览会带来的新问题，对如何“进得来”“进得快”和“从上海进来”等一系列问题想在前面、干在前面，加强有效制度供给。

　　第二，在优势产业和先进技术“留得住”上下功夫，加快科创中心建设和产业升级步伐。建议浦东充分利用展会契机，通过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优化准入管理等系列举措，把符合浦东产业发展方向和科创发展需要的高端企业、研发中心、高端技术、管理人才等引进来、留下来。

　　第三，在上海产品、服务、投资“出得去”上动脑筋，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进口博览会是高层次的双向开放，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度紧密联动，是国内企业观察对外投资方向的窗口。建议浦东引导、鼓励区内各类市场主体把握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主动到展会上去找商机、找合作、找渠道，支持企业积极稳妥“走出去”，切实增强区内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此外，浦东将是众多参展国家、企业和人员进入上海的第一站，浦东应该有效防控风险，积极做好服务。建议浦东把承接进口博览会溢出效应作为大调研的重要课题，组建专业、专门、专注的团队，展前主动对接、展中密切跟踪、展后持续跟进，查问题、补短板、找出路，围绕“进得来”“留得住”“出得去”的目标提出浦东方案、发出浦东声音，真正抓住、用好进口博览会的历史性机遇。

对标“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蒋颖（市政协常委，德勤中国副首席执行官）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是全球最具权威的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及竞争力的评价指数之一，自2007年首次发布以来，因其考量因素的综合全面，研究方法的科学客观，被誉为预测金融中心发展的“晴雨表”。上海在此榜单中的排名与得分，在过去十余年稳步提升，与第一集团领先城市的得分差距也不断缩小。最新发布的第22期报告中，上海以711分的得分排名第6位，与排名第5的东京仅有14分之差。

　　我们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评价体系入手，对其涉及的100多个考量指标及背后的海量数据进行了排查。锁定与金融相关的指标，上海目前的短板相对集中在金融营商环境，涉及金融管控、政府效能以及财税政策三个方面。

　　在金融管控方面，上海的差距主要包括：对投资的限制，特别是对外商投资以及外资所有权的限制；信贷可及性问题；资本市场发展及融资便利度；金融监管以及投资者保护，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

　　在政府效能方面，上海的总体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市场主体的反馈也非常积极正面，自贸区的试验和复制模式成果非常丰硕。同时，在政府信息公开，提升行政透明度方面，目前对上海及中国的评价也有一定的优化领域。

　　在财税政策方面，不足主要体现在企业税负和纳税效率，主要涉及税收合规及缴纳需要花费的时间与成本，以及便利度、确定性和一致性。

　　针对如何进一步提升上海的金融营商环境这一议题，提出思考与建议：

　　第一，积极推进自贸区作为试验田的金融改革创新，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在国家级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下，加大力度，发挥金融市场优化配置境内外资源的功能。

　　第二，积极探索自由港建设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联动发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依托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进一步开放高端服务业，发展离岸贸易、金融等相关业务。

　　第三，进一步提升金融市场的流通性，扩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支持外资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在债券市场融资；统筹交易所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丰富债券市场的产品；保持“沪港通”“北向通”的平稳运行，研究金融创新，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市场，积极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提升融资便利性。

　　第四，加快金融行业信息化建设的进程，完善与开放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推进信用信息共建共享机制，借鉴国际评估和检测经验，在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中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统计、检测体系，在更大范围内公开金融失信和市场违规行为信息，加大惩戒力度，切实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加强资本流动监控，为反洗钱工作提供支持；积极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进一步探索金融业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第五，进一步推进针对金融领域的税制优化。提高税收信息透明度，对现行税制中阻碍资本流动的不利因素进行梳理，研究实施促进国际金融活动的税收优惠和激励措施。

　　我们相信，通过对标全球最高水准，上海可以在借鉴先进经验的同时补足短板，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导、专业社会组织倡导”的模式，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在经济全球新趋势下，为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做出贡献。

让企业更有获得感

屠海鸣（市政协常委，香港豪都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近年来，通过推进“放管服”改革，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已大有改观，可仍然不尽如人意。在上海注册、营商、交税的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获得感？今天，仅靠“部署靠讲话、落实靠开会、推动靠文件”的方式不行，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

　　问题导向，就是聚焦群众办事的难点、企业发展的痛点、社会反映的重点；需求导向，就是要搞清楚到底哪些政策措施与企业的需求“对得上号”；效果导向，就是要追求企业“真满意”，而不是“被满意”，决不能搞“自欺欺人”式的数据大跃进。

　　针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获得感，提四个建议：以简政、减税、减费为重点，细化“三张清单”的执行与督查，进一步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权；完善部门协作机制，确保各涉事部门对“共管地段”和“真空地带”齐抓共管、无缝隙服务；健全正向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引导和鼓励公务员主动作为、积极履职；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地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公职人员撑腰鼓劲。

推进国际航空枢纽港建设

马须伦（市政协常委，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港建设成就巨大，同时面临的问题也很明显，需要进一步着力解决，加快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枢纽，更好地服务上海、服务长三角、服务国家战略。

　　针对空域时刻资源和国际航权资源紧缺、地面综合交通配套不够完善、周边国际枢纽分流严重等短板，如何推进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港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设立由上海市和民航局牵头、有关省市及相关部门组成的专门机构，搭建起工作平台和推进机制，加快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区机场群与城市群联动发展。呼应国家《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实施，同步推进以上海枢纽港为龙头的机场群建设。

　　第二，大力完善综合交通集疏运体系。目前，正在形成以浦东机场为纽带的高端临空经济、金融、旅游、服务区域，这对浦东机场的地面交通配套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上海的航空格局对浦东、虹桥两场之间客流、物流的衔接要求较高。因此，建议加快在虹浦两场之间建立起45分钟左右的快速轨道交通系统，进而构建起浦东机场、虹桥机场、上海市区、长三角区域之间的快速交通集疏运体系。

　　第三，优化升级出入境政策。目前，上海口岸实施的53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至今虽有效果但不是很理想。上海市可向国家提出进一步申请：一是对53个国家实施“144小时落地免签”；二是进一步扩大享受过境免签政策国家的范围。

明确“境内关外”是自贸港建设关键

施惠良（市政协常委，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办事处主任）

　　上海自贸港建设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作为一名长期在上海自贸区、包括以前的保税区基层一线摸爬滚打的工作人员，深感这是上海继自贸区四年多来探索实践基础上的一次再出发。我认为，自贸区是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扇面上所进行的抗压试验和先行先试，而自贸港的探索建设应当从回归自贸港的本质属性和特质的角度，在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的深度上深化改革创新突破，为使自贸港建设的方向更明晰、目标更聚焦，确立其“境内关外”的离岸地位是核心和关键。所谓“境内关外”实际就是在中国境内由海关辟出的、国际货物可自由进出的区域，海关只在面向国内市场时实施相应的监管。这样才能使自贸港真正成为离国际市场最近的中国市场、离中国市场最近的国际市场。

　　为此，提出如下建议意见：

　　一是在制度上赋予自贸港“境内关外”的法律地位。无论是上海自贸区的《总体方案》还是《深改方案》，都没有提及和确立“境内关外”的区域定位，这直接导致各职能部门之间难以统一思想，形成最大共识和合力。希望积极协调中央各有关部门，至少在上海自贸港方案中明确“境内关外”的离岸地位，并辅之以与离岸地位相契合的政策措施，使货物、资金、人员等各类要素与国际市场无缝对接，从而建成开放度最高、便利化最有的自由贸易港。

　　二是心悦诚服地学习对标世界先进自由港的经验和成功做法。要学习新加坡高效便捷通关和政府集成化管理的制度体系；要借鉴中国香港行之有效的自由贸易制度、自由企业制度、金融自由制度和自由出入境制度；要参考荷兰鹿特丹成功的经验，着力建设完善的物流集疏运体系。

　　三是大力培植和推动国际中转集拼。众所周知，主要由洋山和外高桥组成的上海港是世界第一大港，而浦东机场的货邮量排名世界第三，但这样的排名几乎完全依赖于大进大出和要么进要么出的模式。所以，需要以“境内关外”为导向，充分依托洋山深水港和浦东机场的航线优势，借自贸港建设的东风，大力发展国际中转、中转集拼业务并实现产业化，以实现上海港和浦东机场由世界大港向世界强港、枢纽港的跨越。

　　四是注重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以“境内关外”为特征的自贸港建设，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现存的路可循。所以，我们在注重顶层设计的同时，也要注重基层一线的创新突破，只要基层创新不违背顶层设计大的原则、大的方向、确保风险可控，那么就应当得到肯定和鼓励，同时建立健全容错机制，以保护基层的创新积极性，避免使试验区变成亦步亦趋的示范区。

提升上海法律服务业能级

张毅（市政协委员，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理委员会主席）

　　上海有超过2.1万律师、1400多家律所，去年业务创收203亿元人民币，约合32亿美元，但距国际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上海建设“五个中心”和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法律服务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建议，从四个方面倡导推动上海法律服务业的发展：

　　第一是规模化。没有一定的规模，就不可能形成持续性竞争优势。当然这里所说的规模是指一体化的规模，个体户集合式的规模化势必导致盲目扩张的风险。

　　第二是专业化。专业化是现代法律服务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万金油”式的律师发展空间已经受限，也不适应上海律师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第三是国际化。就是要发展一批国际化（而不是涉外）的律师事务所，既要有相当规模的涉外律师队伍，同时还要在境外的关键国家和地区开设能提供当地法律服务的分支机构，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外国法服务，在国际法律服务竞争中有相当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四是品牌化。品牌是竞争力的结果和体现。要在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基础上打造行业品牌，引领中国律师业乃至国际律师业发展。

　　其中，考虑到上海法律服务业的短板，建议上海要特别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律师事务所的国际化。

　　一是站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实行差序格局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上海律师业国际化发展规划，有计划地培养高水平国际化律师，落实本土律所聘用外国法律顾问政策，并对国际化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在税收优惠、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特殊的倾斜政策；二是支持律师事务所做大做强，鼓励中国所走“为我所用”的国际化道路，设立自己的海外机构，提供当地法律服务，而不仅通过与外国所联营、联盟方式做大，要通过树立一批国际化品牌律师事务所，引领行业发展方向；三是在浦东先行先试相关扶持政策，形成有效突破后，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焕发科技创新最强生命力

谈剑锋（市政协常委，上海众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想讲的第一点是：现在的上海，首先要有强烈的危机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自由贸易港，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别的城市和地区正在纷纷跑步入场，而已经在场内的上海，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带着竞技者的紧迫感和压力感，抓紧时间了。

　　我想提的第二点是：上海的发展，千万不要跟风！上海一直以来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具有许多自己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我们今天讲“对标国际”，就要紧紧抓住这些优势，给自己未来的发展“定好位、把准舵”。要大刀阔斧地调整产业布局，围绕优势大力发展科技创新，不仅要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更要支持非公经济民营企业的良性发展，在世界的舞台上秀出去，展现上海的实力。

　　那么，最核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招才引智！问题的落脚点还是在两个字——“人才”，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要以高端人才提升产业层次，创新产业格局。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关键是留住人才。

　　为此，提两点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方面的建议：

　　一是在人才落户政策方面，变“给人打分”为“给人、企综合打分”。真正的人才，应该是企业和市场认可的人才。但在目前的人才打分体系中，市场发现、市场评价、市场认可的引才机制未得到充分发挥。事实上，很多的战略性新兴行业，尤其是一些需要工匠精神的技术型工作，其最顶尖的人才并非都是专业院校出身的，如使用一贯“给人打分”的评价标准，一部分优秀人才很可能被“拒之门外”。建议要兼顾对各类创新创业人才的不同需求，探索把现在“给人打分”的方式，变成“给企业打分”和“给人打分”相结合的“综合打分”方式，出台一系列接地气、能落地，执行起来更有效的人才政策。

　　二是在人才引进的公平性方面，对本土人才和海外人才同等重视。目前，很多行业领域内人才聘用、考评等方面“重海外、轻本土”的倾向较为严重。在政府层面制定相关政策以及用人单位聘用、考评时，应以人才的实际能力和潜力为首要标准，不盲目设置海外留学、工作经历等“门槛”。同时，加快本土人才国际化进程。

服务好留学回国人才

赵丹妮（市政协常委、对外友好委员会主任）

　　上海的改革开放，浦东是龙头，人才是支撑；上海的国际标高，引才、聚才、留才是决定性的。目前，在上海创业工作留学回国人员已达15万余人，占全国首位。上海可以在留学回国人才集聚高地上，巩固优势，努力构建高峰群，浦东先行先试，必会体现再出发的能动实践。结合专项调研，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精准聚才、工作前移、突出“高端紧缺”。一是加大在海外吸引“高端紧缺”人才的力度。建立顶尖、特殊人才遴选平台，开辟评价“绿色通道”，注重靶向聚才，注重人才团队引进的配套。二是前移海外留学人才引进端口。通过相关部门和各区现有海外人才工作站点，加强与全球主要创新城市和地区的合作，并进一步发挥海外人才及其社团吸引集聚人才的优势作用。

　　第二，建立专项预算、加强专项投入。一是设立市、区两级财政人才专项预算。明确并提高人才专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同时，探索建立人才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估制度，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高效。二是通过各种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项目扶持力度，完善留学回国人才支持项目对接机制，提高服务效能。三是培育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展留学回国创业人才企业的融资渠道。四是加大银行信贷支持力度，探索“银行+担保+额外风险补偿机制”的贷款模式。

　　第三，注重筑巢引凤、重视创新载体建设。一是加强留学回国人才创业园区建设，围绕重点产业的新一轮发展，加大措施。二是着力推动留学回国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及示范建设。推动自贸区、张江等区域强化创新创业的促进机制。三是大力提升众创空间的功能。

　　第四，坚持制度创新、突破政策瓶颈。一是推动工商注册便利化，逐步放宽外籍留学回国人才创业、投资、经营范围。二是完善财税优惠政策，探索留学回国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减免抵扣政策等。

立科教协同战略树浦东教育品牌

倪闽景（市政协常委，市教委副主任）

　　浦东是国家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先行者的先行者、排头兵的排头兵。浦东承担了全球科创中心和自贸区建设双重的国家战略，需要教育强有力的、源源不断的支持和引领。浦东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民生需求的层面上，需要把教育放在战略层面去考虑，放在国家层面做先行者的层面去长远布局，需要从精神层面树立浦东教育品牌——“先一步，高一层”要成为浦东教育的精神和核心品牌，形成敢于争先、追求卓越的决心，并形成五个重大引领性计划：

　　一是实施“世界知名高校国家研究生院集结计划”。浦东要牢牢抓住张江科技城的转型升级和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性的布局机遇，谋划建设世界知名高校科技类研究生院集聚区。浦东需要站在世界层面上来布局，立科教协同的战略，吸引最优秀的高校来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和共建科创中心，为上海成为国际学生留学目的地城市打好基础。

　　二是实施“深入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计划”。要把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推向实践层面，下移重心、激活基层、开放办学，发挥浦东教育规模大的优势，形成千姿百态的生动局面。

　　三是“基础教育一带一路百校结对计划”。挑选区域内较强的100所学校，和“一带一路”上国家的100所重要学校建立紧密关系，形成经常性的互访和师生交流。

　　四是“世界性学生赛事打造计划”。依托上海科技大学打造国际学生创造力大赛，依托上海纽约大学打造世界中学生金融挑战赛，依托大飞机项目打造世界中学生飞行器设计赛，形成以我为主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世界性学生赛制，打破目前通行的世界学生赛事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

　　五是开展“未来学校打造计划”，按照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打造一所基础教育阶段的概念学校。

　　通过这五个计划的实施，用跨越式引领来重新凝聚浦东教育的改革热情，为浦东新区的创新发展提供新动力和新思想。推动这五个计划的实施需要重视三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一是解放思想，大胆使用一批35岁左右的中坚力量到校长岗位，同时选拔和培育一批30岁左右的学科教师，送到世界知名高校和全国知名学科教学专家那里带课题学习，为成为未来学科领军人物做好准备。二是组建浦东教育发展三个专家团队，每年召开浦东教育高峰论坛和咨询。其中第一个专家团队包括世界和全国知名校长，委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培训中心牵头；第二个专家团队包括全国知名特级教师，委托上海市特级教师联谊会牵头；第三个专家团队包括知名学者、科学家、教育家，委托上海市教育学会和科协牵头。三是浦东新区和市教委、市科委、市人社局等部门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为浦东教育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先行先试的项目可以通过每年的协商会确定后，允许有政策突破，实施一个阶段后可以组织第三方进行政策评估。

破除短板加快城乡融合发展

蔡友铭（市政协常委，市农科院党委书记、院长）

　　对标“五大发展理念”，审视浦东新一轮高水平发展，最大的短板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虽然结合浦东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持续增加了财政扶持力度和工作强度，实施了“列车工程”和区镇联动等战略，但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碎片化”情况突出、城乡环境面貌差距拉大、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依然存在。究其原因，关键是城乡“两轮驱动”的体制机制尚未有效形成。主要是：

　　政策机制上出现了偏差。我国的农业政策以“多予、少取、放活”为主导，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侧重“多予、少取”的政策制订，忽视了“放活”机制的研究，政策实施强调“从上而下”的项目化管理，造成基层“等、靠、要”，影响了基层创造性的发挥。

　　利益调节上出现了问题。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在推进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改革时，没有综合考虑农民土地关系，出现了“利益纠结”，“权、责、利”不一致，影响了改革的系统性。

　　统筹协调上存在偏薄。规划体系中对新市镇、中心村的规划不够明确，农村土地流转和集约用地缺乏有效的规划引导，项目落地与空间实际情况不相匹配，规划与规范不配套，存量与增量不协同，农村重复建设、无序建设严重，影响了集聚效应的发挥。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硬骨头”，也是浦东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中的排头兵、科学发展先行者中的先行者的必然要求。为此，建议如下：

　　第一，创新体制机制，实行三级书记一起抓。区分街道和乡镇工作机制，优化考核指标，应既考管理服务，又考发展改革。加快完善统揽全局、综合协调的职责机构和工作机制。

　　第二，创新规划政策，实行多规合一。田水林湖草，一张蓝图做规划，统一地理信息系统。完善城乡规划体系，尤其是中心村和自然村的规划，明确土地用途和建设规范。列出负面清单，做到规划引领、有序推进。

　　第三，创新保障政策，实行人地分离。抓住当前农村土地“三权分离”的改革契机，探索农民土地换保障的政策机制，有效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创造条件。

　　第四，创新产业政策，实行接二联三。聚焦优势产业，对标最高最好，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做强产品链和产业链，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都市现代绿色农业。

　　第五，创新财政政策，实行奖补机制。综合施策，既要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激励基层创造精神。同时，在坚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的前提下实行差别化奖补，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

　　第六，创新组织体系，优化经营主体。依托特大城市的消费需求，以各具特色的农业经营体系带动产业体系和生产体系的构建。同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层面要加强技术和数据管理，强化标准规范；市场层面要加强合同和诚信管理，完善“责、权、利”机制。

环境营造从关注细节落实做起

卢慧文（市政协常委，上海协和教育集团（中心）总校长）

　　有两个案例值得关注：其一，由于出入境管理部门签发工作签证，是根据劳动合同和民非登记证两证中“哪个先到期就签到哪个日期”，而这两个往往不一致的日期，就造成了不少外籍专家一年的工作签证不得不分两次办理；在市民中心办理涉及多部门的审批和登记，需要跨部门登记，经常要跑好几次。

　　以上两个案例，反映出在推进浦东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打造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顶层设计是有了，但是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还要注重细节问题，从实际出发，把好事情办好。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必须到现场办的，应从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只进一扇门”，继续推进实质上的跨部门协调，实现“最多跑一次”。

　　为此，提三个建议：

　　“办事体验意见征询”制度化。定期向到市民中心办理业务的人征询优化流程的建议，尤其是收集跨部门办理事务的人的体验以及他们的建议。把优化、简化流程与提升部门间的协作能力，作为一段时期内的常规工作，像市政建设打通区和区之间的断头路一样，来打破部门之间的制度和规定壁垒。

　　连接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加强大数据共享，公司和个人的基础信息能在各部门要填的表格中自动生成，应减少重复填表。对于历年表现较好的单位，可简化常规的年检工作，拉长检查周期，实行双年检或三年检。对于在沪工作表现好的外籍专家，能够根据工作合同来提供较长时间的签证，例如三年。

　　实质审批提高效率，形式审批尽量减少。特别是对于暂时没看清楚的新生事物的行政裁量，尽量事先审批少一点，事中事后的管理多一点。浦东新区“只说Yes不说No”的承诺，现在办事人员的态度都是很好的，但是事情最终能否办成，光有态度还不行，还要有担当、肯作为，把每一步的细节落地，才能综合成大环境的提升。

科学把握最高标准、最好水平

王国平（市政协常委、学习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科学把握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立足浦东，进一步提高上海对外开放水平，所指的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追求，也是我们的工作追求。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过程中，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理念、实践、政策等，应在立足国情基础上，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贸易自由化，达到最好的状态。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的“遵循”：

　　第一，遵循国际社会通行的经贸规则。既包括原有的规则，也包含动态发展的新国际准则，比如严格遵守WTO协定，严格遵守新签署的双边、多边协议及国际条约。很显然，这里的经贸规则不是单指发达国家或者美国的标准。

　　第二，遵循国情，尤其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情。4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来自两个结合：扩大开放和遵循国情。没有结合，就没有今天的独特优势。

　　第三，遵循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需要，尽最大努力拓展开放空间。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大，这是把握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针对立足浦东，进一步提高上海对外开放水平提三点建议，即强化三个“突出”：

　　第一，突出负面清单管理。相对于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更加有力度，更加透明、科学，更有利于接受社会监督。浦东新区政府如果在政府管理上带头推进负面清单管理，这将是扩大开放、营造更好营商环境的突破，必有影响力。

　　第二，突出政府的智能服务。政府服务从“互联网+”转变为真正智能型有一个过程，但只有认真实践，才能占领制高点。

　　第三，突出窗口部门协调。从窗口形象再造入手，进一步提高行政能力，进而提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

输出改革开放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李昕欣（市政协常委，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特别助理）

　　浦东迎来了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对标的是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我们要强调效果的重要性，要着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目前，美国试图以中国为战略对手进行贸易战，这再一次证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浦东和上海应当继续加大作用和影响力，特别是在国际新一轮经济秩序建立的过程中，浦东在引领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开放，我们要着力把上海、把浦东的软实力输出去，要让“一带一路”的国家人民对上海、对浦东有认可甚至向往。比如，我们上海的高校，复旦、交大已是世界的名校，我们要吸引“一带一路”国家未来的英才到上海来留学，留学以后可以创造机会让他们在上海、在浦东工作一段时间，让他们感受浦东、了解上海、亲近中国，让改革开放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一起走出去。